Monday , 26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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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配乐撼动內在灵魂,辛荣安乐当情绪投影机

星期二,26/09/2017  音乐剧与电影作曲和编曲人辛荣安(Onn San)说:「音乐像是我的语言。我的工作是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起伏,我像是一个投影机,表达不同情境该有的情绪让人更好地去感受。」 辛荣安是音乐界的天之骄子,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包括《Ola Bola》以及马来卖座电影《J Revolusi》、《Aku Haus Darah Mu》、《Jarum Halus》等。去年凭借《Ola Bola》在第28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夺得「最佳电影配乐」,也曾多次荣获马来西亚Cameronian艺术奖的加冕。除此之外,他也被委任为2017吉隆坡残障东运会的开幕与闭幕式的音乐总监。 大学主修古典音乐,之后获得美国纽约大学Tisch School of Art的「院长奖学金」,完成了音乐剧创作的硕士学位。2010年他学成归国,也曾创作了几出音乐剧,其中的《Marrying Me》还获邀到纽约剧场Barn演出。但是辛荣安却坦言,自己比较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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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zyy亲子乐团:陪伴与兴趣同行 

星期六,30/09/2017  喜欢音乐的家庭,催生了喜欢音乐的孩子。 跟自己的孩子组成一支乐团,是王大川结婚生子后的梦想。 热爱音乐的王大川曾经是本地独立音乐乐团的队员。目前,他和孩子们一起组起乐团,各司其职,经常到各地表演,以吸取表演经验。他笑称,儿女们对音乐相当敏感,或许是因为自己是个音乐的狂热分子。           孩子们的生活重心就是音乐,学音乐、跟著爸爸组乐团,享受亲子时光。 王大川的人生近乎与音乐紧紧相繫。他年轻时期就已经开始接触乐团,12岁学钢琴,16岁玩吉他,中学时期开始接触贝斯、打鼓和乌克丽丽,打了深厚的音乐底子。擅长各种乐器的他,还与一班誌同道合的好友成立乐团。 基于他本身是乐队成员,经常演出,孩子们从小就在音乐环境下成长,耳濡目染,对音乐感兴趣。王大川自豪地说,他们家小孩接触音乐不单单只是练习乐器,而是全家一起用心「玩」音乐,甚至自组乐团——Kozyy。 寻梦,贵在学会坚持 王大川是乐团的吉他手,大女儿正扬最能掌握音质,因此赋予贝斯手使命,而整天胡乱敲打的大儿子振軻,自然是乐团的鼓手;最爱唱歌的小女儿正尧,就当起主音歌手。他们家还有一个年仅5岁的小儿子振哲,是乐团未来的吉他或键盘手。 「玩音乐真的很快乐,我很喜欢也很珍惜跟孩子们开开心心玩音乐的亲子时光。」王大川理所当然是家中4个儿女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为了让孩子在音乐学习之路上有更好的指引,妈妈杨紫樱当上他们家乐团的「经理人」。 「做音乐很难,竞爭大,我们的乐坛也很小,机会没那么多,所以要走音乐这条路,一定要很坚持,有恆心。」杨紫樱顿了顿,道:「难免会担心现实问题。」 「有人说音乐不能找吃,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观念,」王大川篤定地说:「音乐不是表演而已,不能表演,你还可以教、可以创作,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孩子们从音乐找到定位,对生活,对课业也更有自信了,杨紫樱感觉特別欣慰。左起大儿子王振軻Ÿ(11岁)、大女儿王正扬(14岁)、小女儿王正尧(8岁)和小儿子王振哲(5岁)   至今,Kozyy乐团成立已有2年时间,而在去年更是荣获大马纪录大全列为国內首个家庭乐团。尤为小女儿成就最大,于今年初成功入选在中国上海举办的《歌声的翅膀》歌唱节目。杨紫樱表示,小女儿从小就对音乐充满热忱的她,更是从5岁起在任何大小的歌唱比赛中获奖无数。 虽然夫妻俩让孩子们专註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却没有荒废学业。得知孩子们在学业各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面对课外活动相当活跃;在许多运动比赛也获得优秀的成绩。 乐团成军至今,王大川和杨紫樱非常享受亲子之乐,生活重心完全聚焦在孩子身上。对王大川、杨紫樱及孩子们来说,「一直玩音乐到老」,就是全家人的终极目標。「我觉得要改变一个家,应该先找一个共同兴趣,从中打造真正的亲子空间,再全力去强化亲子关係。」 最怕同屋不同心 杨紫樱苦笑,孩子们不论天资、性格都有很大差异,唯独对音乐有著浓浓的兴趣。有时看著性格悬殊的4个儿女,她很纳闷,「还没自组乐团前,平时孩子们都是各玩各的,老公回到家也因工作忙上网,孩子各有活在自己的世界,老公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形容,家里好像住著一群各不相干的人,因此,她一直希望把一家人拉拢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家。 为踏出第一步,杨紫樱要求丈夫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亲自教他们打鼓、弹吉他、玩键盘等,通过音乐把孩子们栓在同一条线上,培养共同的兴趣。 杨紫樱欣慰说:「因为需要排定时间表教孩子玩乐器,以及需要更多时间指导孩子演出技巧,我们再也不是『各自各生活』的一家人。在乐队成形过程中,愈见一家人的向心力,默契也一天天建立起来。」 王大川也说,自组乐团,除了乐器之间需紧密协奏,舞臺上更要有默契,这也推动孩子学会谦让和互助,也间接改善了一家人的互动方式。 古灵精怪的小女儿正尧是Kozyy乐团的主唱兼队长,个性活泼的她深得全家人的喜爱。   义演驻场练胆识 杨紫樱笑称,爸爸带孩子组乐团可不是闹著玩,他们对音乐的態度非常认真,一点也不马虎。夫妻俩认为,组家庭乐队旨在希望孩子通过表演训练胆识及勇气。 爸爸身为领头人,王大川就在住家间隔了一间迷你音乐室,妈妈则负责编排练习时间表。星期一是在家里练习贝斯和唱歌,由于贝斯手需要面对许多实战经验,这时王大川会教导孩子如何应对和音乐技巧。 每逢星期二、六是练习打鼓,而星期三则是所有人到录音室练歌;星期四、五则保留让孩子参与学校课外话动,星期天则是学唱歌,也是全家集训的亲子时光。王大川会教导孩子玩乐器,也让孩子到音乐学院上课。「我经常教导孩子们要有正確的表演观念,必须让自己做到娱己娱人。」 而孩子唱歌,王大川也不会给太多建议,「我觉得唱歌不是用教的,没有什么逻辑,让孩子们好好观察、多感受一下,提醒他们留意身边的人事物与情感,就可以慢慢领悟到音乐的真諦。」他认为,这让孩子们养成了习惯,张开眼睛看细节、感受各式细腻的情感。 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站上舞臺,夫妻两人多辛苦都愿意。Kozyy成军以来,王大川带领孩子们参与了无数次的慈善义演,偶尔也在民歌餐厅驻唱,边玩音乐边吸取经验。 杨紫樱指出,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让孩子吸取经验外,也让他们知道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努力;而每次演出完坐在一桌吃夜宵,也是他们家最快乐的时光。 不论在音乐或生活上的默契,他们一家几口乐融融。除了音乐,孩子们最喜欢跟爸妈一起出门游玩。   兴趣是学习之源 问王大川,应该先让孩子「接触」音乐,或是先「学」音乐?「在孩子的音乐学习过程中,父母可能总是对于孩子学音乐没有太大兴趣而伤透脑筋。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感到有兴趣的事物,都会主动而热心的去学习。」 因此,王大川建议父母不妨换个方式思考,与其一开始就强迫他们每天都要花时间练琴,倒不如让孩子先从接触音乐开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先藉由无压力的接触音乐,让小朋友学会聆听与欣赏音乐,甚至喜欢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要帮助家中小孩喜欢音乐,就要先瞭解他们的个性和兴趣,並找寻適合聆听的曲子,而不是揠苗助长,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他培养成专业音乐家。 「所以,学音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孩子真正地喜欢上音乐,如此一来,即使没有老师的督促、没有父母的叮嚀,他们也会主动找音乐来听,这才是正確的做法。」   图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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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配乐撼动內在灵魂,辛荣安乐当情绪投影机

星期二,26/09/2017  音乐剧与电影作曲和编曲人辛荣安(Onn San)说:「音乐像是我的语言。我的工作是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起伏,我像是一个投影机,表达不同情境该有的情绪让人更好地去感受。」 辛荣安是音乐界的天之骄子,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包括《Ola Bola》以及马来卖座电影《J Revolusi》、《Aku Haus Darah Mu》、《Jarum Halus》等。去年凭借《Ola Bola》在第28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夺得「最佳电影配乐」,也曾多次荣获马来西亚Cameronian艺术奖的加冕。除此之外,他也被委任为2017吉隆坡残障东运会的开幕与闭幕式的音乐总监。 大学主修古典音乐,之后获得美国纽约大学Tisch School of Art的「院长奖学金」,完成了音乐剧创作的硕士学位。2010年他学成归国,也曾创作了几出音乐剧,其中的《Marrying Me》还获邀到纽约剧场Barn演出。但是辛荣安却坦言,自己比较享受电影配乐创作。 「音乐剧需要等很长时间才看得见成果,歌曲写好了,一般是6至9个月才会搬上舞台,这算幸运了,有些剧团甚至花3年才有机会公演。」电影却不同,而且受眾更多。 本地导演周青元执导的全民电影《Ola Bola》邀请辛荣安谱写电影配乐及电影主题曲《We Will Believe Again》。为了营造出浓厚的马来西亚特色,他在编曲中加入了许多传统乐器,如甘美兰鼓、古箏、西塔琴、婆罗州吉他等,不忽略每个小细节,让他在第28届马来西亚电影夺得「最佳电影配乐」。   配乐渲染电影氛围 一般观眾认为,电影音乐只是陪衬品,但是撤下了,才豁然意识到音乐的重要性。电影音乐绝不是陪衬,它是情感和情绪的放大器,画面在音乐的辅助下,悲伤的剧情会更悲伤、紧张的情绪会更紧张。语言有其限制,但是音乐突破了限制,它可以影响人的情绪、使人感情丰沛。 电影是虚擬的,从剧本到佈景设定、演员演出到画面剪接与影音特效,都是经过一系列的设计,但投射出来的情感是真实的。 「音乐不仅仅是背景衬托而已,音乐有其功能性,如果音乐能够与情境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很美的一件事,也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曾经入「曲」太深 辛荣安18岁接下了第一部电影配乐《Jarum Harus》,「那是一部心理题材的电影,故事有些阴暗,我近两个星期没出房门,拉上窗帘也不开灯,那时候我觉得要这样才能完成工作,不自觉就进入了一个很深的地带,走不出来,连我爸爸都担心我,最后我花了两三个月才走出来。」 那部电影影响他很深,「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歷,自此以后我上癮了,开始无可自拔爱上电影音乐。」 「刚开始做电影配乐时,我很容易入戏太深,遇到很悲伤的故事,我的情绪会很低落,现在我学会了保持一点距离,不让自己陷太深。」经辛荣安这么一说,才瞭解到入戏太深非演员的专利。创作人要把自己投入作品中去感受,才会创作出令人深刻的作品。 「创作的时候,我不可避免一定会投入自己的感情,但这样很危险,很多前辈也告诉过我,不能让自己困在一个作品里出不来,所以做到某个程度时,我会告诉自己,这样就是最好了。当然我也爱自己的每个作品,所以如果有人『踩』它,我还是会很心痛的,我还是会很捍卫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也尝试著不把『我』看得那么重。」 可是,在保持距离的同时,会不会写出来的作品与人心也有距离?他沉思一下,「这就好像我做一双鞋子让你穿,你可以去感受,但是你毕竟不是完整的我。」他指著新发音乐专辑《Epomania II》说:「有人觉得好,也有人觉得不好,我能够做的就是缝製一双最好的鞋子让你试穿,让你能够更好地去感受我所感受的。」 辛荣安说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情绪化,「现在有点年纪与经歷,我学著去控制它。如果我写不到歌,我会让自己抽离出来去洗碗。」艺术源自生活,如果创作时「卡住了」,就回归生活。 「我不完美,我也还在摸索学习。」他说。   出身音乐家庭 自小展露天分 辛荣安在拍照期间,手指游走于黑白琴键上,优美的旋律在他的工作室里迴盪。对专业的作曲人而言,谱写一首歌曲並不是难事,问题是前面的思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你认可了,真正投入创作的话就变得很快。 辛荣安的家族充满艺术细胞,他的祖父是音乐老师、父亲和叔伯是乐团成员、大马著名音乐人Alex San是他的堂叔。他从小展露音乐天分,听过的音乐就能弹奏出来,因而受到小姑的栽培,「我的小姑是钢琴老师,她结婚前我们住在一起,当她的学生来家里学琴,我就会在旁边看,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音符和音调,就能弹出《男儿当自强》。」 父母在他11岁那年分开,他躲在房间靠音乐自我疗愈,也让他更清楚瞭解,音乐在他生命里佔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从来没有想过从事其他职业,除了音乐。虽然我不清楚该怎么走,但是很清楚认定,我只想做音乐。」 2014年辛荣安登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舞台,分享电影配乐的点滴。   2年留美磨练 发掘內在声音 毕业自世界级顶尖的纽约大学(NYU)音乐学院,辛荣安坦言在美国的两年压力很大,每天都在怀疑人生。「那时每个星期要写两首歌,然后交由导师团点评,那可是比《美国偶像》更可怕,我曾经被说作品连垃圾都不如,你也只能听,然后想办法改进。」 从小音乐就是他的自信与价值,但是到了NYU却经常被指导老师弹得体无完肤、被否定,严重打击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虽然我热爱音乐,但是在NYU的每一天都像是上战场一样,真的不容易,那是世界最难读的音乐学校之一,我身边很多同学中途輟学了,因为无法承受那个压力。虽然我一直有放弃的念头,但是又觉得这么放弃了很可惜,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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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工作坊:培训新人,向东南亚知名影人取经

星期一,25/09/2017  电影人培训计划Next New Wave与国家电影发展机构(FINAS)联手打造的「年轻电影人」工作坊,邀来4位东南亚知名电影人为学员进行教学。学员们获益之余,导师们也同时瞭解东南亚各国电影业的难处。此外,他们也与《生活资讯》分享了各国目前的电影业情况与趋势。 谈及此次的「年轻电影人」工作坊(Young Filmmaker Workshop),4名电影人皆给予正面的肯定。来自泰国的製作人阿诺查苏维查康彭(Anocha Suwichakornpong)表示,她可以看到主办单位对学员重视,想提供最好课程给学员的心意,「这个是整个工作坊里最重要的东西。」她也指出,导师与学员在工作坊期间住在同一栋建筑物里,可以一直见面,做到了分秒都可学习,除了上课,就连吃饭时间也不浪费。「间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导师询问,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是此次工作坊额外的『福利』。」 来自菲律宾的剪接师卡洛法兰西斯科马纳塔(Carlo Francisco Manatad)同样认同工作坊好处,「因为可以创造一个独立电影人的社群。」他表示,大马打从3年前开始培养独立电影人,这对业界是非常健康的现象。 柬埔寨导演达维(Davy Chou)则对大马导演兼Next New Wave创办人陈翠梅於工作坊开幕时所说的话十分讚同,「这个工作坊是为了造就一个独立电影人的社群。」他指,虽然此次参与工作坊的12名学员並非同事,但他们可以在工作坊內找到往后合作的同伴。而工作坊的课程则让他感到惊嘆,「课程在培养学员之间的默契与学习之间找到平衡,而主办方也愿意聆听我们的意见,临时更动活动內容,让学生能学到更多东西。」 参与者需要在工作坊里完成3部短片,表现优异者可代表大马参与FLY电影工作坊。 导师学员相互学习 达维表示,藉由这个工作坊,结缘的不只是学员,导师们透过这星期的交流,也理解到各个国家的电影业都不容易,「所以学习的不仅是学员,还有我们这些导师。」 印尼摄影师西迪沙列(Sidi Saleh)喜好与年轻人进行交流,这与他自身的经歷有关,「因为我个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年轻人,让他们在未来有更好的机会。」 询及四人他们的国家是否也有雷同的工作坊,卡洛表示:「菲律宾也有这样的工作坊,但刚起步不久,大概在两年前才开始。我们有越来越多独立电影,所以我们需要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做出更多好的影片。当然,这些工作坊並不只是培训行內人,也接受不同领域但对拍摄电影有兴趣的人报名。」 达维指柬埔寨同样有举办一些小型的电影工作坊,「虽然不比年轻电影人工作坊的规模大,但尚算可以。」除了工作坊,柬埔寨当地亦会举办电影生活营,参与者在完成3天的课程后,必须於24小时內完成一部片子。「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技术人员的工作坊,包括摄影师和声音工程师培训。」 在泰国,则有很多电影工作坊,由各个不同组织主办。阿诺查说:「除了与年轻电影人工作坊相似的,还有一些技术人员的培训班。我们也有公开予东南亚人士参与的编剧工作坊,但在泰国举办。我们把这个工作坊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需时5至7天。在最后的阶段,参与者需要展示学习成果,胜出者將会获得一些奖励。」 而印尼同样有许多电影工作坊。西迪指,当地工作坊常会邀请国外的导师前来教学,「感觉像是人才过剩。」同时他也补充:「我们也为中学生提供培训,希望能从小就培养起他们对电影的兴趣。」 四国影话 谈现状与趋势 马来西亚:挖掘本地独立电影人才 年轻电影人工作坊是由国家电影发展机构(FINAS)主办、Next New Wave承办的独立电影人培训工作坊。Next New Wave创办人陈翠梅在某次回国时发现本地独立电影市场过於「安静」,没有看见新人的出现,因此开始寻找缘由。 「照理来说,现在科技更发达,比以前更容易接触到相机、电脑等科技產品,要拍戏的话,並不难。」然而,陈翠梅发现国內电影圈缺少了一起工作的群体,因此兴起办工作坊,將其变为一个社区的念头。 我国每年將送出两名代表到由韩国政府承办的FLY电影工作坊,因此陈翠梅藉机与Finas商討,期望能用工作坊的方式筛选出合適的人选。从2014年开始,大马便举办年轻电影人工作坊,表现优异的参与者有机会被选为代表,与其他11个国家的代表一起出席FLY工作坊,並有机会从中突围,保送加入亚洲电影学院(Asian Film Academy)。 本地独立电影圈近年来特別寂静,因此陈翠梅希望工作坊可为业界培养出一个新的社群,让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拍片。 陈翠梅指,年轻电影人工作坊最特別的地方是,参与者必须在工作坊之前便选好自己想要的岗位,而非到现场才做筛选。她说,导演这个职位向来都是香餑餑,竞爭相当大,因此建议参与者往不同方向发展。「一部电影不仅需要导演,还需要摄影师、製作人等,尝试了不同的岗位,才能更瞭解整个团队的运行,对往后的发展极有帮助。」 然而,今年因时间不足的关係,4位导师无法亲自挑选自己的学生,只能由Finas代为挑选。陈翠梅笑说,虽然今年有一些经验不足的学生,但她认为这將为真正的「新人」开启一扇窗,让他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瞭解和学习製作电影的知识与技巧。「要他们在短时间內完成任务固然是一种压力,但也会是让他们前进的推动力。」 柬埔寨:受歷史影响 明年是关键年 柬埔寨因国家歷史缘故,电影业发展缓慢。1960至1970年代时,电影业发展尚算蓬勃,但1970年代后因红色高棉关係,整个市场都受到很大影响。 1980年代,我们的电影业已经式微,直到2000年才慢慢好转。2011年间,可看到许多民间组织开始推动和引进国外的电影和培养本土技术人员。 电影院对亚洲各国是一个平常的娱乐消遣地点,但对柬埔寨来说是新颖的。在2009年,我们连电影院都没有,只有DVD投放机,直到2011年,各大城市才开始有电影院。现在,我们国內的年轻人看到了更多国际大片,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对影片感兴趣,想投身到这个行业;也开始有投资者愿意投资本地电影,市场上越来越多本地作品了,只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电影学院,所以影片素质还是较低的。 如今,很多影片製作仍在寻找资金,但这对他们来说有点困难,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影片趋势可说是多元化的,以前比较专注在歷史课题上,而现在因年轻人涌入市场,所以有越来越多新鲜课题,如关注社会课题的影片。然而,观眾还是比较喜欢观看有国际巨星的国际大片,许多电影人还在寻找生存的方式,也尝试改变观眾的「胃口」,但效果不理想。明年会是重要的一年,因为明年可能会是决定柬埔寨电影人和业界趋势的一年。 泰国:面对瓶颈期待新转变 泰国的独立电影人和业界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我个人属独立电影圈,是製作人,也是导演。我们的独立电影圈有很多尝试的机会,而独立电影在过去的10年变得很「繁荣」,发展得很好。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多元化的片子,许多独立电影不仅在专属放映地点播放,也在博物馆、画廊等地方播放。 我们的电影业非常庞大,但近几年做得並不好。去年行內有个重大討论:如何生存下来。去年上映的商业电影只有一两部的盈利达到100万泰銖(约12.7万令吉),这是我们行內用来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標准。 独立电影方面则一直在尝试,因为无论做了多少部片子,观眾还是很少。放映影片的地点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商业电影院对影片要求很高,谈判交涉的过程很艰辛,而独立电影需要更多放映地点,目前(放映地点)都设在曼谷,因此没办法接触到更多社会大眾。我们一直致力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让更多观眾看到我们的作品。 独立电影圈没有固定的趋势,都是多元化的,而商业电影方面则是喜剧和惊悚片。然而,这两类现在也不赚钱了,所以去年大家才会意识到我们的电影业正在面临危机。今年的代表作品算是《Bad Genius》,这部青少年片看起来像是行內的新希望,我们鲜少拍这类型的影片,但它的票房很好,所以视作新趋势。 要完成一部影片,需要的不仅是导演,还有其他专业的配合。年轻电影人工作坊给予年轻一辈各个岗位的尝试机会,让他们更瞭解其他岗位的工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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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代代相传:广匯丰勇于革新

星期三,20/09/2017  专事各类红茶和中国茶直接进口、批发、包装、分销和零售的广匯丰茶行,在大马华人社会可有响噹噹的名气,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对广匯丰更是十分熟悉,提起六堡茶,就想到广匯丰。 然而走过90个年头后,广匯丰不仅仅停留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更成为年轻人购茶和品茶的最佳选择。广匯丰的不断创新,也开始走入友族同胞的社会,成为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老字號茶行。 在1911年,广匯丰茶行的刘大志只身下南洋,並于1928年在吉隆坡火治街创立广匯丰,经营茶米、茶叶、烟叶和药材等生意。隨后广匯丰扩大营业,便迁入吉隆坡苏丹街,並在这里佔有一席之地。 广匯丰经歷了刘天隆、刘英明、刘伟才,如今在第四代刘俊光及刘振翔的承继经营下,勇于改革创新,为歷史悠久的广匯丰开创更光辉的未来,成为我国最受瞩目的茶行之一。 其中刘英明在管理和经营茶行时,更与同业发起了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並出任会长一职长达10多年。 袋泡茶深受顾客喜爱,尤其是年轻人,也是年轻人品茶的「入门法」。左起为李渭娟及刘振翔。   创立自己品牌 刘俊光受访时表示,广匯丰在这些年来,主要是入口批发中西茶,但在茶业做久了,对茶叶有一定的认识,知道什么茶是最好的,因此便与刘振翔等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以「打造您的健康」作为口號的「萌帝」(Montea)。 「萌帝字眼里的『Mon』代表高山茶,越来越高品质的好茶,萌帝不但要为马来西亚带来高品质的好茶,也十分强调茶叶的包装,因此特引入先进的机器,作精美的包装。」 他说,广匯丰除了代理世界多国名茶特產,还专事直接进口来自世界著名和主要產茶国,如中国、印尼、斯里兰卡、印度、越南、肯雅、马拉维、阿根廷、伊朗和非洲等国家的红茶茶粉和中国茶叶,批发及分销至马来西亚全国,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的红茶和中国茶进口商和批发商。 除了高品质和精美包装的茶叶,广匯丰也出售各式各样的精美茶具,琳琅满目的茶具任君挑选。   让饮茶习惯融入各族群 马来西亚的茶行多不胜数,除了面对同业的强烈竞爭,顾客也成为茶行的一大挑战,尤其是在大马,喜爱喝茶叶的民族只有华裔,但又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喜欢喝茶,因此广匯丰不断推出各口味和品种的茶叶,让饮茶习惯融入大马各个族群。 广匯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李渭娟表示,萌帝的袋泡茶是畅销商品之一,方便携带的优势是让人们接触茶的「入门学」。「袋泡茶可以带动年轻人品尝茶叶,当然袋泡茶和冲泡茶叶会有分別,但从袋泡茶起步后,年轻人对品尝茶的要求將越来越高,进而追求品种更好的茶叶。」 「此外,巫裔和印裔的口味偏甜,于是公司推出甜菊茶,菊花本身没热量,其甜度比糖高百倍,再配搭自然的茶叶,新產品深受友族的喜爱。」 她说,公司將持续提供高品质的茶叶和包装,在年轻人,甚至是友族推动饮茶文化。「公司更放眼,未来可將茶叶出口至世界。」 以「打造您的健康」作为口號的「萌帝」,希望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茶叶。   年轻人也爱上喝茶 刘俊光说,气泡水、奶茶和汽水等饮料,曾是人们喜爱的甜滋滋饮料,但如今的时代讲究养生和健康,年轻人也爱上喝茶,茶已成为大部分的选择,更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以前的人是依据籍贯,喝不同的茶,如客家人喜欢喝乌龙茶,或矿工喜欢六堡茶,但如今已没有区分,各品种的茶叶都深受大眾的喜爱,不同地区籍贯的人士,也会同时喜欢好几种茶叶。如今茶叶的购买者並不仅限制于老一辈人,反而年轻人更勇于尝试各品种的茶叶,及接受各国饮茶的文化习惯。」 【广匯丰】 创办人 :刘大志 创办年份:1928年 主要產品:茶叶 品牌 :萌帝 公司 :广匯丰企业有限公司、广匯丰茶行有限公司、广匯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马来西亚   图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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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胶唱片復兴:收卖时代閒情

配合日前在新山金海广场举办的黑胶、旧钞和邮票博览会,陈永清集合了个人和从朋友处借来的签名版唱片参展,他说:「我是没有追星啦,是刚好有朋友在新广(前称新加坡广播局,现为新传媒)工作,他帮忙拿给歌星签的。」(网上图片) 星期五,15/09/2017  无论是时装、建筑、设计抑或音乐潮流,通常在数码化到一个程度后,就会出现传统媒介再起的趋势。黑胶唱片曾是被时代淘汰的產物,虽说爱好者一直都在,但始终是稀少的小眾玩意,一直到今年,有意让黑胶重回主流载体的动作频频出现,復兴有跡可寻。记者走访在南部城市经营黑胶唱片买卖的陈永清,听他如何解读新浪潮。 德国柏林Dodo Beach黑胶唱片行的老板曾这么说:「你买了一张黑胶唱片,就是给自己买了閒暇。」59岁的陈永清自认对音乐並不在行,但是经歷过黑胶唱片最鼎盛的时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黑胶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娱乐选择少,工作以外,人们最大的消遣就是听音乐。」 清理唱片是陈永清的工作之一,他用一般的洗碗剂清洗,再以吸水的婴儿尿布擦干,接著替换最外层的透明封套。他透露,收到的旧唱片大多佈满灰尘,独自进行清理工作耗时费力,「脏可以清洗,但刮花磨损就没办法补救。通常我们收100张回来,能卖的只有约30张。」 他接著说:「当时大部分人割胶维生,一天的工钱才几块钱,一片正版的黑胶要价八块多,扣除养家等必要支出,可能要储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张唱片,买了播放时当然觉得很宝贵,特別珍惜,什么都不做,就是坐下专心欣赏。再加上以前用乾电池唱机,买电池也不便宜,既然要播,就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听。」黑胶唱片是公认最接近原声的载体,它除了收藏属於一个时代的动人音乐,也承载一个年代的生活记忆,来到今日,则投射一个时代的样貌。 陈永清的工作室隱藏在柔佛新山振林山一家从外貌上看不出任何端倪的电器店,生意由儿子打理,而他就沉浸在后端总是播送著立体歌声的空间,他说:「我不是做收藏的,我做买卖,因空间有限,现在固定把唱片的数量维持在5000张上下。」工作室开放让爱好者上门寻宝,价钱已经標明,陈永清的儿子会协助他结账,但若要和他本人见上一面就得事先预约,因他经常不在店里,尤其近来中国收藏市场流行旧卡带买卖,热衷在网上和爱好者进行交流及交易的他必须外出邮寄货物。 黑胶唱片买卖陈永清陆续做了近8年,「20年前我收购二手电器,收到一台还能运作的二手唱机,既然有唱机,就找了些唱片来回味。」他忆述,当时为二手电器的生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顺势提到唱片收购,没想到接到许多电话,「20年前你去收,卖的人很高兴,因为那时唱片已经退烧,你是在帮他们处理不要了的东西,现在不同了,卖家会先在网络上找点资料。」但他强调,他们一般只是搜寻黑胶唱片的价值,却忽略了每一张唱片的市价不可能一样。 做买卖,不收藏 陈永清以四位数价格买下曾为大马广播电视臺(RTM)服务的日本小谷(Otari)专业广播级盘式录音带播放器,也在机缘巧合下购得部分唱片公司欲销毁的专辑母带,惟只能用作个人欣赏用途。 陈永清间中有10年没碰黑胶买卖,一直到5年前再次投入,「以前还没网络,我週末就去旧货市场摆摊,那时候收了上万张唱片,寄放在朋友一家租不出去的店,人家一直运来,我就一直买。」他笑称:「那时来者不拒,真的买了很多,一开始不知道价钱,就用以前买一张新唱片的价钱买,从一张10令吉慢慢吃不消拉低到5令吉一张,但是再买下去,我就真的要倾家荡產了。」当时孩子还小,而他又碰巧获得一份稳定但时间不再自由的工作,遂决定结束唱片买卖的生意,把唱片半卖半送卖给一名朋友,「他做到今天!唱片行在新山金海广场。」 5年前之所以「重操旧业」,除了儿子接手电器行,自己又有了发展兴趣的时间外,主要原因还是北海有个爱好者一次性出售了约6000张唱片,让陈永清即刻有了充足的货源。他和一般黑胶唱片店不太一样的地方莫过於价格,除了部分特別稀有的珍藏品会另外標价,其他各似各样五花八门的唱片不分类地放在架子上,以一张35令吉、3张100令吉的「低价」出售。对於標价,陈永清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玩唱片要用健康的方式去玩,就像市场把价格炒高了,我们现在要收旧唱片也不容易。」 陈永清说自己不偏好任何歌手,也不收藏,「一旦收藏就很难做买卖,会捨不得,还会一直用高价去买想得到的唱片。」说起眼下的黑胶復兴趋势是会持续下去成为新音乐浪潮抑或稍纵即逝,他指:「音乐一直都在,载体不同而已。你说黑胶唱片停產,但只是亚洲,老外他们还是一直在生產,只是產量变小,他们理解类比声音乐(Analog’Music)始终比数码音乐来得优质。」 慾望无尽 勿让兴趣变成压力 陈永清的唱片不分类,任由爱好者隨意抽取拣选。他笑称自己在收购旧唱片时也是抱著寻宝的心態,「如果对方有一整箱唱片要卖,我不会逐一抽出来检查,通常是隨机抽一两张看看唱片的状態,是否有刮痕等,从中判断主人的习惯。」他笑称:「买下后带回来进行清理工作时,有打开宝箱的感觉。」 英国去年12月第一星期的黑胶专辑销售额达到240万英镑(约1326万令吉),比数码下载的销售多出30万英镑(约166万令吉),日本索尼音乐(Sony‘Music)也在今年6月底宣佈恢復已停產29年的黑胶唱片。至於影响本地音乐潮流极深的大中华地区,继臺湾天团五月天5月份纪念成军20週年推出黑胶唱片后,曾发行不少膾炙人口畅销专辑的臺湾丰华唱片也在今年开启黑胶唱片的发行,苏芮、张雨生和张惠妹等天王天后级人物的黑胶唱片都已在6月份面世。 年轻人赶著黑胶回归的热潮匆忙「进场」,陈永清有话想说:「不要让玩黑胶变成一种压力,要量力而为。如果偏执地要追求某个歌星的唱片,自己会很辛苦,唱机和音响也一样,慾望是追求不完的,价格高达几十万令吉的也不是没有,回到根本,你的目的只是享受音乐。」有年轻人到店里表示对黑胶唱片感兴趣,陈永清会先请他坐下,「我问他想找什么歌星的唱片,年轻人通常是Beyond,但这个乐队发的黑胶属於相当后期了,那时候已经流行卡带,唱片是印製小量用来送给电臺或是其他用途,所以价格会很高,香港发的去到500至1000令吉不等,韩国发的版本更少,价钱去到5000令吉。」 他续称:「这样的价位,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负担得起。玩黑胶,有很贵的玩法,也有很经济的玩法,如果接受度广,可以听上世纪70年代的,那是唱片出得最多的时候,邓丽君的歌老少咸宜,先从她开始听,然后每个月再预算一笔钱买其它的唱片。」陈永清也售卖二手唱机,500令吉左右就能买到一台。 图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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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木疗效葯中王,雕刻成艺品

蔡日昇手中捧著的,还有大陶瓷缸內插著的一支支木枝,就是他从原住民处搜罗而得的帝王木,以作为生產產品的主要原料。(网上图片) 星期二,12/09/2017  帝王木(Raja Kayu),是一种生长在深山处的树木。很久以前,帝王木也被用作草药治疗病痛,为此亦有「药中之王」的统称。帝王木也有「树林之王」的雅称,这是由于此树生长之处,没任何其他植物能生长在它的附近,而当它成长后,附近的所有植物必须弯身生长,仿佛向它鞠躬致敬,所以原住民不会特地砍伐帝王木的树,只有待树老倒下埋在泥土,经过几十或百年后才捡出。 如今市面上,更可以看到有人把帝王木制成木雕艺术品供欣赏,也有人看中其被指吸收了天地精华,具备正能量的效果,可用作增强或调解磁场等的不同用途。 不过,对于从事花园设计工程及漂流木艺术品行业的蔡日昇(62岁)而言,年前在机缘下透过本地原住民接触大马生长的帝王木后,反而认同此树的疗效应胜于鉴赏价值,从而自行研发了系列以帝王木为原料的草本產品,并开拓了另一门创意行业。 蔡日昇运用药中之王的疗效,如今已成功研发出多类具有不同效果的帝王木產品。 蔡日昇接受访问时说,基于业务需求,他常有机会接独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并在他们的介绍下,认识及见证帝王木的实际药用效果。 他说,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居住环境恶劣可想而知,包括没有食水供应,因此河水便成为他们唯一的泉源之处,但是,河水是否安全饮用,都是外人极之关心的事。 但原住民请他甭害怕,因为山人必有妙计,他们有个「秘方」,那就是將盛起的河水放进一两片的帝王木,河水不但会变得清澈剔透,还100%安全食用,令他极之震憾。 「原住民也用以帝王木粉末示范,如何让被蚊虫螯伤或灼伤的伤口,仅需在一两天的情况下即可愈合,叫人嘖嘖称怪。」 研发產品推出市场 帝王木也可被制成按摩的工具,有 助于排除身上的负能量。 经过亲身见证,蔡日昇决定將这大自然界的瑰宝带返城市,埋首鉆读更多资料,包括请教教授博士,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不但通过科学方法证实帝王木疗效,成功研发出一系列的產品,再加以包装推出市场。 在他的努力下,首项成功研发的產品是帝王木草本神奇水,主要功能是有助肌肤疗伤止血消炎及修復皮肤细胞的產品,用过的人都力赞。当神奇水推出市场后,蔡日昇又研发了草本口腔清气喷雾、草本树脂油、按摩油、精油、洁面霜、沐浴露、肥皂、使脚干爽无异味的能量粉等等。 他还把帝王木制成不含防腐剂及色素的草本茶包,其功效包括有助于减轻疲劳、利尿、关节炎、风湿病及排毒,甚至其他如按摩工具等。他坦言,一路走来確实想过要放弃,但每每想到帝王木的效果,就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3步骤鑑定真偽 蔡日昇用碘酒测试自 来水(左)和帝王木茶 的水性(右),以证明 帝王木如何解毒。 蔡日昇说,隨著帝王木益渐受消费者的欢迎,难免会有人想混水摸鱼,企图以假乱真牟利。 他分享鉴定帝王木真偽并不难,基本上,只需要通过3个步骤就能辨真偽,即一,用火烧后会流出油脂、二,用手电筒照射木片,光线会穿透木片,以及三,具有一定的重量。 他在经过累积多年的经验后,也曾遇过有人拿假木当真木求脱售,惟经过他一看,统统都不过关。 打造怡保土產 躋身国际品牌 蔡日昇希望在未来能將自己运用源自霹州原始森林腹处取得的瑰宝而研发成功的產品,打造成怡保的土產,并躋身于国际品牌榜。 为了保持木中之王的价值,他也限定只让代理代售,坚持寧缺毋滥。因为他认为,如果隨意让它如一般货品上架,那帝王木將失去其宝贵的意义,心血亦被践踏。 目前,蔡日昇是將研发后的原料秘方交由一家合格工厂加工包装,并通过自己成立的NaturalLifeJungleProduct公司推销至市场。同时,为了不被人抄袭冒充,他也在6年前为產品申请到了版权。   图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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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需要逻辑!邓壹龄顛覆剧场印象

星期五,08/09/2017  今年的《动地吟》很不一样。宣传文案是这么写的:这是一场你不曾想像过的诗歌表演,有叛逆的服装、顽皮的场景、充满隱喻的道具,更罕见的是有结构的剧情… 近三十载的《动地吟》,一扫以往诗人们在舞台上吟诗的呆板形式,今年的演出彻底被顛覆,幕后导演正是邓壹龄。邓壹龄淡出本地戏剧圈好几年。那些年,她去了法国两所影响国际当代剧场標誌性的戏剧学校,师从法国戏剧大师菲利普高利埃(Philippe Gaulier),研习欧洲流派剧场训练。 今年6月与演员庄可比、闹剧场合开演员训练班。   2013年学成回国,她当下不想从事创作,只想让自己沉淀一下,「我在法国接受了一个新的洗礼与熏陶,我需要时间消化,让它慢慢发酵。我觉得如果太急著创作,会扼杀掉很多的可能性。」她说:「前几年我去了法国,这几年我跑欧洲路线,欧洲剧场讲求诗意,而我也开始在寻找我的剧场诗意是什么?马来西亚剧场的诗意究竟在哪里?」结果等到了《动地吟》来敲门。当总策划周若鹏找她担任导演,她心里暗自窃喜。15岁开始参加剧社,邓壹龄年纪轻轻已经清楚未来要往戏剧界发展。1996年赶上了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本科班,那一年96级的表演系同学,如章子怡、秦海璐、胡静、袁泉、刘燁,后来都成了大明星,而汤唯是她的本科学妹。 2015年跟隨英国剧团「傻瓜號」(A Ship of fools),到英国10个不同城市巡演及参加艺术节,演出「丑角」(Bouffon)形式的讽刺剧,此演出获英国文化协会资助。   將以往丟入碎纸机 当她决定去法国接受菲利普高利埃熏陶时,意味著她必须將北京4年所学放进碎纸机里彻底碎掉。因为法国老师所教的东西,跟她在中国学的完全相反。「中国剧场讲求写实主义,推崇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法国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丟进垃圾桶。」 全世界都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表演艺术的一代宗师,他是第一个著手书写演员表演系统的人,他写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至今还是表演界的「圣经」。儘管头脑告诉她,大师说出那一番话,是为了標新立异、譁眾取宠,但是每次上菲利普高利埃的表演课时,她都受到灵魂上的衝击,「我明明觉得他在譁眾取宠,可是怎么觉得灵魂被触碰,有某些东西很吸引我,我要跟著他去。」 中国学到的写实主义,在讲求诗意的法国剧场,完全派不上用场。「我在中国学到很扎实的戏剧基本功,帮助我釐清思维逻辑,但是(我发现)艺术不需要逻辑!就像诗人们问我需不需要为了演出而修改得浅白一些,我说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的诗可以隨便改吗?作为一个诗人,你还怕人看不懂!如果怕人看不懂,那別写诗了。」 邓壹龄连续4年策划了法国大师菲利普高利埃于吉隆坡的工作坊,並担任其助理。同时也跟隨了大师到上海和新加坡担任其工作坊助理。   虚构世界 揭露赤裸裸的现实 邓壹龄个性直率敢言、不加修饰,因此招惹不少批评。2000年从中戏毕业回来,她做了很多翻天覆地的事情,急欲摆脱戏剧界陈旧作风,她做通俗剧,而且讲究包装,从前台带位的女生、宣传小册子、前台酒水,到在俱乐部办记者会,並且破格拍短片宣传工作室,全都是经过包装设计。「2000年我回来的时候,全部人在讲包装,我的戏剧也做包装,我先不管观眾进不进场,我就是要让人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我跟媒体打好关係,打破了媒体不支持戏剧圈的现象。」 回看以前的作风,她虽不言悔,却承认自己当时太年轻,常把事情看得太表面,「那时候我觉得本地剧场的运作方式太闭塞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当时初生之犊什么都不怕,觉得前人做事方式停滯不前,方法有错,那时候非常狂妄,觉得由自己来做肯定不一样,特能冲。」 那时戏剧圈有声音说她的东西太商业化,她说:「我在学校是幸运的,可是出了社会从来没有幸运过,总是有人来踩几脚,但我的精神就是『I’m nothing』。別人把我踩在脚底下当我是烂泥,so what(那又如何)!」 「我只要一天还在搞艺术,我就不需要神圣。因为艺术是揭露现实,而现实是血淋淋的。艺术是假的,是虚构的世界,但是它要揭露的是事实,是赤裸的,是没有掩饰的真相,那我为什么要掩饰自己。」 多年后邓壹龄与中戏同学在上海见面,刘晓曄(左)是中国目前著名的话剧演员,而吴九汐(右)则是编剧。   最严厉的批判者 邓壹龄说自己走商业化路线,干了十年也没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看戏,「我觉得出问题了。我也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人说我浮躁。」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定要拥有省视自己、观察外在的能力。「我每次演出完,喧哗热闹得到讚美,我回到家沉淀下来,会感到心虚,心想人们想听什么故事?我触动到他们了吗?那时候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只能不停地做。从通俗剧,到后来开始演经典剧和儿童剧,心里的虚却越来越大。」 儘管外界有批判声音,但她才是自己最严厉的批判者。「这是应该的,我没有后悔过。讚美是毒药。別把我摆上神台,要害一个人,把他摆上神台就对了。」为了填补心里面的虚,她决定到法国进修。「我以前是很理智的人,非常控制自己的情感,自从去了法国之后,我面对了自己的情感,不再用外在的思想去控制自己。」 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要我把自己灵魂的美拿出来而已。」她说自己是个怪人,「对我而言,那仿彿找到了开关一样,很多人跟我说需要时间慢慢来,我说没有这回事,那是跳下水还是站在岸上的问题。跳下去可能会溺水,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先跳下去,你必须溺水。问题不在於慢慢来,而是你会溺多久。」 「我的老师释放了我的內在,以前没有人告诉我,我可以这样子过活,也没有人告诉我,我这样的个性是美丽的。当我遇到老师以后,他看到了,然后啪一声帮我释放了內在的灵魂,他跟我说『太美了』!然后我哭了。」自法国回来,邓壹龄已经近四十岁了,她说自己无法留在欧洲,像二十几岁的人一样重头开始,她闯不起,而是必须用更聪明的方式,先回来再闯回去。 跟狄龙(左)合作的《我来自纽约》续集《当我们在一起》,预计11月上演。   「我身体里装著演员的灵魂」 虽然很多人觉得邓壹龄霸气,站出来就是一股浑然天成的导演气势,但她清楚那不是真正的自己。「我的情感非常细腻敏感,就是一个演员的灵魂,很浪漫的;而导演多少需要权威,我可以理性,可是我没有领导力,我总是想別人想太多,这样影响了我行事不够果断。我可以做出有驾驭能力的气势,但是骨子里我不喜欢。不过,这几年我也开始学会如何看事情更宏观、更果断利索,及更结构性一些。」去年,她加入英国「David Glass Ensemble」及香港「Theatre ASH」,做到了她最喜欢的表演工作。 二十几岁躁动不安,已过四十的邓壹龄,学会了处之泰然,但是她说,现在身体里还是会有躁动愤怒的因子,「不然我不会接下《动地吟》。我想做政治剧场很久了。在法国毕业后,我想要真正做到民眾剧场,我要为人民发声,將民间的声音传达出去。」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前的班级照。   图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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